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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论的黄钟大吕与飘扬的大纛
作者: 袁学骏   来源:京津冀文化网   发布时间:2016-9-8 15:08:28

                              ——读关于董学文、王元骧、陆贵山、童庆炳、钱中文等人专访有感

                                                            
                                                        
 
        新世纪以来,《文艺报》不断发表文艺理论文章,展示了我国文艺理论家们的新思考和新观点,也进行了一些有关的学术研讨。今年7月以来,《文艺报》“理论与争鸣”栏不惜版面,先后组织发表了多位著名文论家的大块专访。他们回眸改革开放后各自在西方文化冲击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不离不弃地进行理论探索的漫长过程与已经取得的成果,大声呼吁必须重视文艺理论建设。这已经形成了一种舆论氛围,展现出一个理论阵容,在读者中引起了普遍关注,让人感到一轮关于我国文艺理论发展的深层次反思探讨的“百家论剑”活动可能形成。近日,笔者集中拜读这些专访,多有感触和收获。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涌而入,我国出现了理论“危机”。“理论死亡论”、“理论终结论”的流行,消解了我国学界不少人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造成了大家心理上的理论危机。对此,今天董学文在接受金永兵的访谈中说,文艺理论陷入“危机”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我国文艺理论的危机,某种意义上是西方后现代“理论抵抗”思潮的辐射。有些理论有意迎合西方话语中“后理论”、“反理论”等论调,就不可避免的流露出“理论末路”的情绪。但是,“整个西方学界对理论的反抗和抵制,并非简单地否定文艺理论的存在及其功能,而是基于现实的变化在深刻反思文艺理论的价值与意义,再根据接受现状来调整研究的方法和理念”。我们是在虚无主义地“取代”,人家是在“阐发”;我们是在“萎缩”,人家是在“拓展”。这是不同的中外文论的生存生态。董先生说得一针见血,真能叫我们猛省。危机是客观出现的,更可怕的是我们的怯懦的内心。(见2012年10月22日《文艺报》第3版《建构文学理论科学学派》)董学文进一步强调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当前这已经是文论发展的瓶颈。虽然文论是抽象的,它却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不但说明“是什么”,还要说明“为什么”和“应如何”。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学理原则人为的分开来,形成“牛蹄子两瓣”。也如童庆炳在接受吴子林采访时所说:“理论创造是有独立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又分析文论研究被说成“空洞无物”、“大而无当”,的确是由自身的缺点造成,便提出“首先要求真,解决现实的真问题”,让理论“有伟大的历史感”,产生“真正有力量”的理论。要“在发扬文学理论批评精神中,形成一种深厚的学术力量”。(上见《文艺报》2012年9月26日第3版吴子林《从“审美诗学”到“文化诗学”》)王元骧与童庆炳都认为中国文论曾经受前苏联的影响,只用认识论哲学研究文学,带有直观论、机械论的倾向。王元骧则分析认为,批评文艺理论“大而空”甚至要“告别理论”是一种误解,因为理论乃是事物本质规律的一种把握,是“思维科学”,是“一种看待问题的智慧”,是科学思维的“武器”和“工具”。(见2012年10月15日《文艺报》第3版金雅对王元骧访谈的《文艺理论的使命与承担》)。以上诸位都强调,文艺理论研究的水准决定着文艺学、批评学的水准。文论必须面向我国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发展变化的实际。笔者也在阅读中想到,理论为根,批评为苗,没有文艺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就不可能有明晰、透彻的批评。但理论又不能急功近利,不能像作品批评那样短平快。当前文艺批评既活跃又被诟病,是一些批评者的文论根子不正或根底尚薄,或者是有些偏食,营养不太全面。

        我国文艺理论应当如何发展?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论体系?诸位学者都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论述。在张岳健专访中,陆贵山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关于文学基础理论的三大观点(即史学观点、人学观点、美学观点)和三大精神(即历史精神、人文精神、美学精神),概括出文学上的三大理念(即为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又认为文论研究有“六大学理系统”,文学本质应当有“四个向度”,认为“当代中国文论的结构应当是有主旋律的多声部合奏。无多元的主元或无主元的多元,都是不可取的”,还强调各种理论的关系应当是以邻为伴、以邻为善的关系,主角和配角在不同的位置上都是主角,都不可或缺。陆贵山更为有远见地提出,应当创构“宏观文艺学”、“大文艺学或战略文艺学”,把那些“深刻片面的真理”整合到宏观的学理中,才能创立文论的合理有序的生态结构,那么就要自觉地树立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陆先生更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论,认为这在世界上是最先进、最科学的理论,有学理优势,在西方还是显学,何况在中国呢。于是他论述当今的西方现当代文论、中国古代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这“三大文论”之间,不要互相排斥,而是要互相对话,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西方文论的本土化,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并统称之为“三化”。他也叹息于当前先进的、有力量的文艺思想却被边缘化,提醒我们应当深长思之。(上见《文艺报》2012年9月7日第3版《从宏大视野深化文艺理论研究》)笔者感到,陆先生高站位地进行了理论思考,才有这些创新性文论成果。他还梳理出11个需要既唯物又辩证地解析的理论问题,包括文学的主体性和客体性、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和人文研究等关系。他视野宽阔,俯视全貌,思谋全局,表现出一种包容精神。而董学文则在访谈中强调,文艺理论研究要“接地气”,要联系我国社会生活和文艺的实际总结出“中国经验”,进行“中国概括”、“中国表述”。也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文论本土化,西方文论也要本土化。说到这里,他似乎登高一呼,响亮地提出:“要建立文学理论‘科学学派’、‘中国学派’!”他还“环顾四周”,看到最科学的文论理念和方法还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而且这还要“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在丁国旗的访谈中,钱中文认为“泛文化的研究”难解文论发展的困境,批评西方反本质主义使事物失去了质的规定性,把文学本身也碎片化、拼贴化了,所以并不科学。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作为文学基础理论研究仍然是首要的,“创作原则”一旦形成就会“长期存在下去”,现代主义不能代替现实主义。钱中文进一步说,文艺理论研究要找准自己的定位,要论从史出、史论相映,还强调“文学理论不仅需要提供知识,也应该提供思想”。(见2012年10月26日《文艺报》第3版《文艺理论要为文学创造思想》)钱中文与陆贵山、董学文、童庆炳等一样学贯中西,具强烈的理论坚守精神和创新意识。

        除了上面学界诸君最新的理论梳理和概括,还有许多改革开放以来大家较为熟知的理论创新。其中,钱中文提出了“审美意识形态论”。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文学观最能宏观地把握文学的本质特性。因为他认真研究古今中外文学艺术与文论,全面地看到了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和它的审美性质。笔者回顾,此论曾经引发了长时间的热烈争鸣,现在看此论纠正了当时的极左文艺思想,使文论在一定程度上柔软化,更为符合我国文艺的实际。童庆炳在1981年就发表了《关于文学特征问题的思考》,否定了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唯心主义观点,后来参与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论证与确立,又提出“文学审美特征论”,倡导“心理诗学”,强调艺术形式是有力量的。童先生还大力倡导“文化诗学”,在访谈中亦有精彩回答。他认为文化的转向不能离开社会现实, 也不能被商业主义的意识形态束缚住手脚,而是要“从文本批评走向现实干预”。对此,南帆在接受刘小新采访时说:突破学科的界限,突破经院习气,摆脱大量艰涩的术语而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这恰恰“是文化研究的精髓”。又说文化研究的任务是揭示各种伪饰,暴露各种不平等关系,所以“从文学研究跨入文化研究,这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见《文艺报》2012年11月12日第3版《文学话语的波长》)王元骧先后提出了“审美反映论”、“文艺实践论”、“文艺本体论”,是他理论思维的三个阶段。又提出“人生论美学”希望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美对于人走向自由自觉、自我完善上有所作为。而“人生艺术化”,便是人生论美学的延伸和必然。(上见《文艺报》2012年10月15日第3版)鲁枢元也写出了文学心理学、文艺心理学专著。其倡导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虽有些后现代色彩,却亦是对极左文艺理论的一种反驳。后来他长期进行跨学科研究。他对当今学科管理制度过细死提出了批评。(见《文艺报》2012年11月5日刘海燕《文艺理论要关注时代精神状况》)从童庆炳、王元骧等人的文论建构中,可以看到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古今中外文论的学习与理解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他们的理论创新之路漫长而不平,但都如董学文所说,是“生生不息”而不会中断的。

         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是相随相伴的形影关系。在雷达与记者刘颋的自由对话中,批评当前我国的文评普遍没有足以解析当前文学现象的“思想能力”和“审美判断力”,致使“批评标准出现迷乱”、批评“失血、贫乏、缺乏判断力”。(上见《文艺报》2012年7月18日第3版《雷达:天真又较真的批评家》)批评家意识到批评标准的迷乱,思想能力和审美判断力的不足,这是由于过去长期地忽视文艺基本理论建设,也由于“理论无用论”的风行,导致现在就事论事的批评充斥于各个园地,它们基本上是原地踏步的。而学习西方引进新论从事文艺批评,与过去的批评标准不一,也正是为我国文论的创新发展提出了严峻的历史任务。在熊元义访谈王先霈的《当代文艺批评的理论反思》中,王先霈强调要对当代文艺批评进行理论反思,这是当代文艺理论发展的科学途径,涉及到文艺批评的主导、主流、观念、立场、态度和方法等理论问题。他重点阐述了自己的“圆形批评”理论与教学经验,呼吁“真正用由中国民族特色的语言理论来研究汉语的形式美”。并强调各国理论、包括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的理论都要本土化。(上见《文艺报》2012年8月6日第3版)前面提到童庆炳强调了文论的独立存在价值,也肯定了文评的独立存在意义。王先霈阐述了批评和理论研究对文本的依附性,也与童庆炳一样肯定了它们应有独立性。

        笔者从《文艺报》这几大板块中,看到文论诸君在中国文论发展上的长期呕心沥血的思考和已有的多种作为,文论“中国化”、“本土化”、“主元与多元”、“历史感”和“科学思维”、“问题意识”等,是他们多用的关键词和灵犀共识。这些都可以看作可贵的中国经验与中国表述。笔者从中感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大厦正在夯实地基,从某些方面说也似在缓缓地凸出地面。这些理论建设者都是文论事业的忧患者,也是文论创新发展的中坚,是推着石头上山的人,有对真理的信仰、文化的自信与自觉、有丰厚的学养、博大的心胸和坚韧不拔的耐力,在风风雨雨中实现着自己的理论志向。他们从宏观上、格局上、方略、和根底上或行当上各自发出了强大的声音,让人犹如听到一声声恢弘悠扬的黄钟大吕,形成我国文艺理论创新、建构的主旋律,不能不从心理上受到震撼。在这种乐声中,也好像看到那高高的旗杆上正在升起飘扬的大纛,不能不让人尊敬地仰望。

        文艺报,作为中国文学界、文艺界的最老资格的权威阵地,连续发表着诸家专访,是在从根本上探究我国文艺理论发展的道路,其功莫大焉,编者的苦心和谋划力昭昭可见。其实,我国资深文论家何止百千。我们不要小看“学院派”,他们默默地做着大文章、慢文章,其研究的深度决定着文评和创作的深度。希望文艺报能够继续推出一些有正能量的充满科学思维智慧的板块,让我们的文艺理论家和他们的成果一一展示于人前,不要再被挤到什么边缘,而要让危机变成文机。

                                                   2012年10月27日——11月15日
详细袁学骏简介

【作家简介】  袁学骏,男,1945年12月出生于河北晋州。中共党员,大专文化。职称为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贴专家。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会长、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辽宁大学民俗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河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石家庄铁道大学人文学院、石家庄铁路职业学院和石家庄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等校客座(兼职)教授。

1973年在《天津文艺》发表诗歌处女作《风雪打井》。曾从事多种文艺创作和编辑辅导工作,发表各种作品和评论文章480余篇,146万余字。先后出版长篇通俗小说《金镖记》(50万字,与人合作)、文学理论集《石门文谭》(29万字)和《与时文存》(25万余字)、散文集《西柏坡凝思》(18万字),文化理论集《大文化对话》(20万字,与人合作)、《耿村民间文学论稿》(18万字)、《耿村民间文化大观》(455万字)、《民间文艺论集》(30万字),编辑《七夕文化论文集》(22万字),《七夕文化论集》(20万字)。亦为《太行文学》杂志创办者,也曾主编《女子文学》;先后主编、责编文学、民间文学、文艺理论书籍69部,总量达2600万字以上。他在为人作嫁和个人创作、文学和民间文学中多重“两栖”。在中国民间文艺学、故事学和民俗学上多有建树。首先是1987年春天以来对藁城耿村“民间故事村”的文化发掘、编辑、研究,和这里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情厚谊。现在耿村已是国际文化交流上的一个窗口,被称为“世界第一”(台湾金荣华语),2006年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其《论稿》一书被称为“杰作”(乌丙安语,见1990年3月河北日报、1991年1月文汇报),在一定意义上可与费孝通的江村调查相媲美(刘守华语,见1990年12月民间文艺家报)。他与人合作主编的《耿村民间文化大观》(455万字,三卷),被称为“世界之最”(刘铁梁语)。他本人则被称为“我国新一代杰出的民间文艺理论家”(乌丙安语,1991年1月文汇报)。其次,他长期进行中国故事类型的研究。在钟敬文、乌丙安、刘魁立等著名学者的指导鼓励下完成了14万字的《中国民间故事基本类型提纲》,提出了认为更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主题分类法”,被称为“袁氏版本”(见《民间文艺论集》序言)。第三,2002年以来大胆地策划、组织了省会七月七爱情节(冯骥才、乌丙安、刘铁梁等为之题词,2006年转为河北省七夕情侣节),2003年开始又搞起了清明、端午、重阳等传统节日的理论研讨和恢复活动。第四,从2005年开始组织进行了河北省百城新风大调研活动,受到著名学者陶立璠等人的鼓励和辅导,先后动员一千余人长期进行基层调研,获得资料450余万字,已经编辑《河北城市新风百种》(约110万字,河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该书于2011年3月举行了首发式。
袁学骏先后获得省以上奖励30多项。其中全国性奖励有:1988年10月荣获文化部、国家民委等单位颁发的全国艺术科学国家重点研究项目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先进工作者称号和先进集体成员奖励,1991年7月又获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编纂先进工作者称号;2000年以《贾大山小说论》获中国文联首届文艺评论奖三等奖,获得全国文艺集成志书成果三等奖。2001年11月,以《耿村民间文学论稿》、2004年以《民间文艺论集》、2009年10月以《耿村一千零一夜》3次获得全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2007年以散文《天下第一坡》获全国古田杯革命题材诗文一等奖,《西柏坡凝思》一书于2009年获全国文学艺术精品一等奖。先后6次获得中国北方民间文学奖一等奖,1次获得省五个一工程奖,6次获得河北文艺振兴奖,并曾获得华北文艺理论二等奖等。其河北省七夕情侣节获得中华文化促进会颁发的“节庆中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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